为现代汉语“绘制画像”的人（人文观察）
《现代汉语大词典》（共五卷，简称《大现汉》）近期问世，这部包含1200余万字、收录15.7万余词条的巨著，全面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面貌，标志着中国现代辞书编纂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被誉为现代汉语活态发展“百科全书”的作品，是三代辞书工作者历时20余年不懈努力的成果。
二十载寒暑的坚守
词典编纂是一项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坚持的“马拉松”式工程，它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毅力和情怀。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尝试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但因条件限制，项目曾三次搁浅。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了这项任务，并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江蓝生回忆，当时韩敬体找到她，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关于编纂大型词典的嘱托。尽管深知编纂辞书的艰辛，但作为后辈，她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韩敬体，后来的《大现汉》副主编，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对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及此项工作的意义深有体会。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共同愿望？这与中国辞书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学界已编纂了《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小尺寸辞书在教育普及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规模未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
与此相对，国际上，日本小学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并积极推广；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词汇量大幅扩展。相比之下，中国仅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接受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只能回赠《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已成为社会需求和时代召唤。江蓝生表示：“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需要，《大现汉》的编纂就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写过程充满挑战。江蓝生提到，在第四次启动编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简称“社科院语言所”）一些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同事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是长期难题。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2005年底组建了近30人的编写组，其中许多成员是新人，需要“边干边学”。
从立项到出版，历时二十载，尽管项目有所调整，人员有所变动，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团队的共识。他们广泛查阅语料库，研读近百年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积极向社会征集意见；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建议。在20多年里，编纂组成员有人从壮年到两鬓斑白，有人从学生成长为骨干，词典也日益完善。
在《大现汉》首发会上，江蓝生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指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
在《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其“内容丰富”“严谨规范”给予高度评价。而普通读者则称赞其“生动”“有趣”“新鲜”“好读”。江蓝生表示：“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展现了百年前的文字风貌，如将“知识”写作“智识”，“揭幕”写作“除幕”；也收录了“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口语词汇。此外，还解释了因误用而流行的词语，如“回怼”的“怼”的本义。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其编纂理念。《大现汉》秉持吕叔湘先生“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打破传统辞书编纂模式，在理念上进行了大胆突破，强调“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这意味着，词典不仅关注语言当下的意义和用法，还追溯其演变历史；不仅提供准确严谨的释义，还补充语用规则和文化内涵，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为了编纂这样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词典，需要海量的语料支撑。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辞书，利用多种语料库，遴选有价值的未收录词语。特别是在打捞旧词语方面，他们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作品中搜集一手资料。编写组成员范文杰分享道：“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使得他们在浩瀚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宝贵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评价道：“《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与幸运
江蓝生坦言，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其难度有多大，而能够坚持完成，则源于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亲自审改了大多数词条，因长期伏案工作，颈椎和腰椎严重受损，接受了三次大手术，甚至在住院期间仍心系词典编纂工作，与团队保持沟通。她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和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王楠，一位《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许多当年参与的“年轻人”通过这项工作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他们现在已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的主力。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认为，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既有榜样的感召，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她回忆道：“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位拥有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多个领域。团队汇集了冷门绝学、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以及前沿交叉学科的探索者，为各类辞书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解释说：“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这些年院里、所里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支持，学术积累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记得刚入职时，为搜集资料，每年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所里至今仍保存着近百万张当年抄写的卡片。虽然现在不再手写，但随时关注新词、新义，时刻思考字词释义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王楠深情地说道：“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